虽然近期钢材行情因为短期因素影响而出现回调，但由于一些长期起作用的利多因素的存在，预计今后钢材价格的高位运行，应当是一个长期趋势。即使出现大的调整，也不会扭转这一局面。
首先是美元的中、长期贬值趋势。金融危机前后，美国负债累累，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持续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并且无法通过正常增收节支还清债务，达到贸易平衡与收支平衡。不仅如此，美国还需要更多资金实现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除了持续性大幅贬值美元以外别无他途。近期开始的第二轮定量宽松方案就是推动美元贬值的具体实施。必须指出的是，此次开动印钞机贬值美元“救市”，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后还可能有第三次，甚至是第四次。美联储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由于若干年内美元国际市场商品计价单位的局面难以改变，还由于中国铁矿石、煤炭、废钢、燃油等冶炼原料的进口依存度很高。因此，美元持续性大幅贬值将引发国际市场重要原材料价格相应飙升，使得中国钢铁产品面临的输入性成本压力有增无减，长期存在。
其次是国内劳动者报酬水平逐步提高。相对而言，目前中国劳动者报酬水平普遍偏低。横向来看，不仅显著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纵向来看，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10年来，尽管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幅度增长，但与经济增长水平并未同步，两者差距逐步拉大。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今后国内劳动者报酬水平将会有较快增加，与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受其影响，今后中国钢材 制造成本中的工资（福利）占比会有一个提高过程，尤其是在起始阶段，比如“十二五”期间的头两年，还会有一个劳动者报酬水平的“补涨”。国内劳动者报酬逐步向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向较发达国家水平回归，由此增添钢铁价格上涨动力过程，也不是短时间可以结束的。
再次，其它成本费用增加。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钢铁制造成本中，长期被低估的，不仅是劳动者工资报酬，还有许多其它成本因素，比如环保费用、安全费用、资源占有等费用，也包括未被理顺的电力、成品油等能源产品价格，所有这些，也需要向其合理水平回归。比如，我们正在酝酿开征环保税，煤炭资源税提高，资源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矿山安全设施建设投入增加等。上述费用的逐步“补涨”，无疑会长期抬高中国钢铁极其冶炼原料成本底部，最终反映到钢材价格 上来。
最后是基础脆弱的紧平衡供求关系。这里所说的紧平衡的供求关系，主要是指成品油、矿石、煤炭等重要原材料，而非指一般性钢材加工产能。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印度、巴西等人口大国一起进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两化”时期，尤其是中国面临超大规模基本建设和超级消费群体局面，所有钢铁原料产品需求都十分旺盛，而且这种需求旺盛的局面不是短时期内可以结束的，将要持续一个较长时期。比如，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从基础原材料的供应方面来看，则受到了矿藏、节能减排、世矿业巨头高度垄断、各国保护政策的较多制约，一旦有意外因素出现，比如大的地缘政治事件，限制或禁止出口等，都会导致供应趋紧，脆弱平衡关系局面被打破，推动钢铁原材料价格上涨。
值得注意的是，继中国经济崛起后，印度这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也在提速，逐步与“中国速度”靠拢，甚至超越“中国速度”。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增强，印度亦会逐步启动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超大规模的“两化”进程，由此而产生对于钢铁、对于铁矿石等冶炼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可以预言，用不了多久，印度就会由现今世界最大的现货铁矿石出口国，转变为另一个巨大数量的铁矿石净进口国家。如同中国由世界石油出口国转变为巨大净进口国一样，全球铁矿石供求格局同样会发生重大变化。除此之外，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对于铁矿石的需求量也会越来越多。对于这种世界范围内的根本变化及其影响，我们切不可低估，局限于中国自身的需求变化。
由于上述一些利多因素的长期存在，短时期内难以消失，并且还会逐步加强。这也就决定了今后中国钢材价格具有高位运行特征，震荡向上仍是总体趋势。对此，要有长期思想准备。
当然，今后世界经济复苏基础脆弱，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巨额负债和财政赤字，失业率居高不下，是笼罩欧美国家经济复苏的巨大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价格上涨到较高价位，亦会短期逆转供求关系，尤其是大量获利盘高位出货，增加市场行情压力。因此，短时期内，中国钢材价格时常会出现调整，但高位运行，宽幅震荡向上的格局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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