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世界始终经受着一种生态学上的“精神分裂症”的折磨，一方面是对高产值、高物质享受欲望的无止境的追求，其结果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大自然的热爱，一有机会便投身于大自然中去露宿、去遨游，为此又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法律的和技术的，对环境进行保护和治理。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法律手段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硬性地谐调的同时，许多有识之士试图从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寻求医治上述“心理症”的良方。正如中国的气功和针灸对西方世界充满魔力一样，中国古老的“风水说”也被认为是医治这种“心理症”的魔方，被称为是“通过对最佳空间和时间的选择，使人与大地和谐相处，并可获得最大效益、取得安宁与繁荣的艺术”，是“驾驭龙的真正的科学”

[1]；有人甚至誉其为“宇宙生物学的思维模式（Astro-biologicalmodeofthought）”

[2]和“宇宙生态学(Astro-ecology)”

[3]。国外的“风水热”对国内产生了一种“回归效应”，使国内许多敏感的学者也开始对这种长期被斥为“封建迷信”而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传统文化现象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与大多数持全面批判态度的人相反，有的给“风水说”以很高的评价，并认为在现代仍有其实用价值；有人则持折衷态度，认为其整体上属于封建迷信产物，但在某些方面如对罗盘的应用和对地形的分析仍具有科学性。笔者将从人类进化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探讨原始人的环境经验和中国文化定型时期的环境经验对中国人的环境吉凶意识形成和发展的意义，以及这种环境吉凶意识如何经过理论和技术的解释，而被发展成一种系统化的理论——“风水说”，由此认识“风水说”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以便对这种文化现象作出客观公正的认识和评价，还“风水说”以本来面目。   　　

一、理想的风水模式   　　

我们知道，无论其采取什么样的途径，“风水说”的最主要目标是为家族的阴阳宅选一最佳的环境，即所谓的好风水。怎样才有好风水呢？“风水说”中始终强调了一种基本的整体环境模式：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以山地为例，这种模式的理想状态是背倚连绵山脉为屏；前临平原，两侧水流曲折回环，水质清晰，流汇于面前；左右护山环抱，山上林木葱郁。这种大吉的风水环境，以明陵园最为典型：整个陵园北以天寿山为屏，两侧山势环抱，并有龙山，虎山左右为护，多条溪流自山间缓缓流出，屈曲蜿蜒于围合的是山间平原之上，沿河流及山间谷地形成多个与外部联系的豁口和走廊，使整个空间闭合而又?通气。

      不但整个陵园具有这种理想的风水模式，各个帝陵的选址也遵循了相似的模式（图1）。各种山地寺庙的环境也具有同样的结构，北京西山的卧佛寺、碧云寺、八大处等著名寺庙就是最好的范例（图2）。我们不禁要问，这种风水模式的意义何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这种理想风水模式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二、动物择居给我们的启示   　　

在北美生活着一种哺乳动物金花鼠，它对居住环境的成功选择，实在令人吃惊，有人甚至称其为成功的“城市规划师”。生态学家的研究发现[4]，它所居住的地方：

（1）必临近一片谷物地，其洞穴必濒临水溪；

（2）远离柳树林和桤木林；

（3）远离乱石堆；

（4）洞穴必在东南坡上，周围草皮优良，土壤疏松。究其原因，临近谷子和水源显然可以免受饥渴之苦，可为什么要远离柳树和桤木林，躲开乱石堆呢？原来这类树木正是金花鼠的天敌猫头鹰等鹰类最爱栖居的场所，而乱石堆则是另一类天敌蛇类的出没地带。至于洞穴的朝向和其直接的生境条件，可以保证它在冬季不受西北寒风的袭击，使洞穴保持温暖舒适。动物的这种择居本领，显然是长期进化而遗传下来的本能。那么人是否也具有类似的本能呢？    

三、环境吉凶意识的进化史观   　　

目前已普遍认为，大约在2000万年前，地球上气候的变干和变冷，使森林面积减少，迫使人类祖先离开了森林而开始了其在疏林草原上的生活，迈出了由猿变为人的第一步。疏林草原环境与森林环境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一方面草原上活动着大量的食草动物，提供了丰富的狩猎资源，草地林缘也有更丰富的草木果实可供采集；另一方面，草原上活动着许多凶猛的食肉动物，使人类祖先面临更大的危险。

      正是这种充满挑战的环境，造就了直立和能使用工具的人。不但如此，长达1500万年的疏林草原的生态经验，使人进化了一种环境的感知、认识、评价和预测的心理能力，凭着这种环境认知能力，他们选择了适合于自己居住的“满意生态环境”。我国的古人类考古研究为我们认识这种“满意生态环境”的结构和功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我们现就一些典型的中国原始人长期生活过的环境（表1）作些分析，以寻找存在于我们心灵深处的思想环境的“心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