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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形察气和理想风水模式
由上可知,气是一个多组变量的函数,它在五维空间(四维时空和人伦精神)中都各有多种状态,而要求得生气还受到阴阳五行匹配及生克关系的制约,所以,找生气的工作显得十分复杂而困难。 上述函数的求解过程集中反映在罗盘的使用上,有的罗盘竞达三、四十圈之多,即有三、四十个变量、繁缛之极,令人望而生畏,从而使风水术显得玄奥而神圣,这实际上是风水师们谋生的需要。但从《葬书》及唐代以前,特别是形派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找气过程实际上经历了一系列的简化,而这种简化是按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的。在天地关系上,天是阳,地属阴,“阳以相阴,阴以含阳”(《青囊经》),地是天之气的承受者,从而简化了仰观天象的工作;而通过警告主人要端正德行使人道对气的影响成为一个限定因素而不必在择穴过程中考虑;四季交替实际上也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恒常因子,可在具体的辩穴中简略;剩下的便是“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奋而为雷,降而为雨,行于地中而为生气。”(《葬书》)。所以生气就在地中,并随地形而走,“丘垅之骨,冈阜之枝,气之所随”(《葬书》)。从而使找生气的工作集中在俯察地形上。而大地茫茫,江河纵横,气脉之来往周流,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生气仍可望而不可得,所以,“风水说”又以“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为判据,通过选择和设计“藏风界水”之地使形(即气)止气蓄。至此,中国哲学中的”气”才真正成为一个可操作的系统,具体可通过龙、穴、沙、水和向五个方面寻找和调控生气。就山地而言,山脉为龙,“委宛自复,回环重复;若距而侯也,若揽而有也;欲进而却,欲止而深;来积止聚,冲阳和阴;土高水深,郁草茂林。贵若千乘,富如万金”(《葬书》)。即山势连绵起伏,蜿蜒回环,土厚水丰,植被茂密者即为有生气之龙。而以童山(无植被之山)、断山、石山、过山(山脉僵直)和独山为不能“藏风世界”,没有生气的山。水与山不可分离,两山之间必有一水,所以,山势委宛自复,水也自然回环有情,源远流长。既有山环水抱,形止气蓄的真龙,其中便有真穴。并强调了一个“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葬书》)的穴前清流屈曲,两侧护沙环抱的理想风水意象模式(图5)。这样的穴场模式与龙脉(整体山水结构)及合适的朝向相结合,便构成了理想风水的总体景观模式(图6)。这种结构具有最佳的功能——生气最旺。 千百年来,风水模式在中国大地上铸造了一件件令现代人赞叹不已的人工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作品,形成了中国人文景观的一大特色,并成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人理想环境模式的重要依据(俞孔坚,1990),恰如李约瑟所说的“遍中国农田、居室、乡村之美不可胜收,都可以藉此得以说明”(Needham,1962)。在此,我们仅举宁波天童寺的整体景观结构为例,对这一理想风水模式作一具体说明。 天童寺坐落在宁波市东南部太白山深处(图7),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规模宏大,为禅宗五山第二,被日本禅宗曹洞尊为祖庭。据《天童寺志》载,该寺的构建受“风水说”(形象)的影响很大,其整体景观结构足以说明普遍存在于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风水模式(图7)。在面积约二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太白山主脉山脊蜿蜒回环,围合成一山间盆地,只有西侧有一豁口与外界相联系。山脊海拔多在400-500米以上,主峰656.9米,而寺庙所在地海拔只有10-120米,相对高差平均约300-400米,空间围合感极强,可谓“委宛自复”“环抱有情”,堪称形止气蓄的真龙,天童寺座北朝南,西北侧依太白山主峰,构成背依玄武之势;自主峰东西两侧分出数脉,迤逦南下环护于寺庙之两侧,构成穴之护沙,其它诸支脉或环列于前,或回抱于两侧,如“肘臂之环抱”;侧脉之间的水流蜿蜒曲折尽汇于盆地之中;为使穴前清流护绕有情,寺庙构建者在寺前挖两个大水池,称内、外“万工池”,引右侧之水注入,后绕经寺前汇入盆地,确是“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顺俯”之穴;至于土厚水丰,植被茂密则更是其它地方所罕见,因而被列为森林公园;为了”聚气”,在四周护山,盆地之豁口处及完全人工设计的曲折香道两侧广植松竹,形成了长达2公里的古松长廊——“深径回松”和“风岗修竹”等景。从对穴前水流之人工处理及香道的设计和周围的绿化,都可以看出人为活动都在使自然景观结构的某些缺陷得以弥合,从而使之更符合理想风水模式。而“风水说”对寺庙建筑布局的影响尤为明显(见何晓昕,1990)。